其他诸项社会权皆围绕劳动权展开。

由于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实施，因此，宪法监督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实施监督工作进行。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工作 依宪执政 依宪治国 宪法行为 宪法活动 。

通过依法对《立法法》所明确的法规、条例的合宪性审查，既可以纠正违宪的法规、条例，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有力地保证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以及单行条例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二是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是全面领导，是全覆盖、无遗漏式的领导方式，凡是具有宪法工作性质的宪法行为，都必须纳入党的领导之下来有序而为。在中国宪法实践中，现行宪法的五次修改都是由党中央先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正式的修改宪法的草案，最后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有学者强调：开展宪法宣传，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宪法翻译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工作，这一点也是以往宪法学界不太关注的事项。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宪法学界必须要在认真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论述中所蕴含的宪法精神基础之上，科学有效地探讨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确保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关于宪法解释工作，政策层面和法理研究方面都有不同的涉及和强调。其三，在程序设置层面，狭义合法行政强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要严格遵照法定行政程序的要求，而最佳行政则更加希望通过行政程序的创新设计，使得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更强的民主性、效率性和可接受性。

因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赔偿制度中，公务员的违法侵权行为与公共设施设置和管理所导致的侵害，其侵权构成要件和救济程序并不完全相同。其三，行政机关应当保证行政相对人有机会作合理的陈述和申辩，且相对人的该陈述申辩意见能够被行政机关公正地听取。随着机器学习时代的来临，行政机关借助机器学习算法而实现的自动化行政将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最后，国家还应施加给行政机关以相应的算法影响评估义务，以督促行政机关在机器学习算法辅助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中能够适时且科学地预判该机器学习算法所可能带来的诸种风险。

而对于国家来说，这其中会涉及到成本—收益的总体考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机器相较于私人部门来说实际上更为可靠。

其次，行政的自动化将降低行政决定作出程序的公开透明度。那么，学界对这一问题如何认识？从有关自动化行政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或者是概括性地讨论自动化行政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举措，或者是对自动化行政的具体应用领域加以探究。最后，上述的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缺乏参与，也将影响到行政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等相关程序性权利的行使。但对于重要的行政裁量事项，法律还是要将该事项的最终判断权保留给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以往算法的运作过程是：程序员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计算机内置的算法凭借这些输入的数据导出最终的结果。其次，对于裁量行政事项，行政机关应根据该事项的不同重要度而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此类事项，行政官员显然没有必要亲力亲为。然后，笔者将会从行政自动化有助于最佳行政目标之实现，来进一步证立自动化行政在实质层面的合法性。

自动化行政现象在现实中已经多有发生。这些信息技术可以为行政机关筛选出应当重点治理的领域，从而确保行政机关能够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放到真正需要加强治理的区块。

（4）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总之，虽然立法机关在当初制定相关法规范时还没有赋权机器的意图，但为顺应信息革命的时代趋势，在立法机关尚未着手修改相关法律前，可以先结合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对原有立法条文的内涵作目的论扩张，从而给予机器学习算法以适当的法律授权，使得机器能够在一定空间内作出适切的行政决定。

然而，当今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不仅仅是将传统政务简单的电子化或在线化，数字技术对传统行政事项已经有了更深的介入——以机器学习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甚至直接作出行政决定。即便是对时常以公益代表自居的行政机关，国家也不能允许其随意对公民的相关数据进行不当利用。同时，在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做行政决定时，行政机关还应当不时考察算法中数据错误率与行政决定被撤销率之间的关系，以判断机器进行行政决定是否足够成功。相关学者从行政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公共行政）切入，来搭建最佳行政的分析架构。总之，自动化行政并不会对依法行政原则构成根本性的冲击，但这建立在法律对机器予以必要授权的基础上。它侧重说明行政活动的适法性。

这意味着，机器因为获得行政机关的转授权而正当化自身之自动决策行为的可能性已经在事实上被消解。（6）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这不仅增进了行为人的选择自由，也大大降低了行为人筛选信息的成本。这意味着行政机关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来作行政决定时，在说理上会不够充分。

再次，国家还应当建立针对机器进行行政决定的事后监督机制。但在以往，这些行政决定事项都是由行政机关进行定性判断。

二是，因为错误程序而剥夺这种私人利益可能导致的风险，以及对私人施加程序保障可能带来的价值。最后，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帮助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走出信息超载的困境。此外，在对机器权力授予模式的选择上，相较于转授权模式而言，立法机关对机器的直接授权更符合机器学习算法的本质特性。公众对机器决策并不完全信任，他们希望国家能够对机器学习算法施加必要的管控。

此外，行政机关还应当寻找和组建中立的专家组，对行政机关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做中立而客观的过程性判断。在此背景下，我们对组织法以及各单行法律法规中提及的各种行政主体之文义作目的论扩张，将机器囊括进各行政主体的概念范畴之中，这显然既贴合立法目的，又符合时代需求。

那么，允许行政机关将行政职权转授给机器的做法是否会偏离宪法配置各项国家权力的上述初衷？实际上，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不断转授权力给第三方，作为原初授权主体的立法机关将无法对行政职权行使者进行充分的监督。当然，行政机关在决定不给予行政相对人特殊程序保障时，其所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还可以通过观察行政相对人申请对行政决定进行复查的比率高低来加以判断。

因此，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自动化行政合法吗？无论是关注，或是推进，抑或是阻止自动化行政实践，在采取相关行动前，我们都需要首先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依法行政原则包括法律创制、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等三项子原则。

而且，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一般是以划定一般政策、适用该政策的公共机构和该授权的界限的方式进行。可见，行政的自动化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韵味，也会减损行政相对人一定的程序性利益。当然，由于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瑕疵，这将导致机器学习算法偏离预先设定的运行轨道。首先，机器学习算法在行政决定中的运用需要解决组织权力来源和决策的民主性问题。

技术层面的举措是科学家（特别是算法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应该重点关注的事项，而法学家们的任务则在于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设计来保障机器学习算法的顺畅运行。所以，法学学者们仍然应当提醒行政机关谨慎行事，防止行政机关因不当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而遭致合法性质疑。

质言之，公众认为自动化行政面临着合法性困境。经历这一复杂的行政程序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才算最终签订完成。

最后，虽然我们承认法律授权机器进行行政决定的可能性，但法律对机器的授权模式并非不加择取。总之，公众对自动化行政将可能给行政机关带来程序上的合法性挑战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